为大不妥的事情。其有次与赵普答对,问其“天下何物最大?”,赵普对曰“道理最大!”太祖认为极好。这也许就是其一时的想法,但是士大夫们就乘势而入,并自以为开国皇帝认同了道理最大。这就意味着皇帝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、皇权不是最大,皇帝的话并不是永远正确的,也不是不可违背的。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‘共识’,所以他们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。
在赵昺看来太祖混乱言固然有过,但是士大夫们也非是什么君子,他们将此进行过度的解读,使之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规矩,等同于耍无赖一般。当然他心中也是埋怨自己这位祖宗,说话怎么不过脑子,也不想想道理是什么东西,能是他所能决定的吗,该由谁来评判呢?
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,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。确切地说,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,而是蕴含在人心、天理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,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现、阐述出来;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。而公议在赵昺看来就是另一个坑。以他的理解公议就相当于欧美国家的议会制,有事大家商量着来,是一种民主共治的体现,但这个在大宋却有不同的解读。
在朱熹看来,君主不可专断,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断是正确的、“悉当于理”,这样做亦非为治之体,为治之本乃是服从于公议;苏轼的解释是:“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。欲威福不移于臣下,则莫若舍己而从众,众之所是,我则与之,众之所非,我则去之。夫众未有不公,而人君者,天下公议之主也,如此,则威福将安归乎?”这么一解释,还有几分“民主政治”的意味。
他们的意思无外乎是说,君主专行赏罚、独揽威权,就是君主独裁。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,自然谈不上君权独裁,而且同时,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。所以赵昺以为这种制度从面上看确实不错,但是没有集中的民主显然就是一道限制皇权的绳索,否则说的对也不遵行,这又是哪门子道理呢?
在实际实施中,宋代君主未必都能做到“舍己而从众”,不过皇帝们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,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,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。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张嘴在与几十张嘴,甚至是上百张嘴在争辩,别说磨破嘴皮,就是将舌头都磨没了也胜不了啊!结果就是道理都掌握在士大夫们的嘴里,皇帝就只能听从他们口中的道理。
更为严重的是,赵昺现宋代的仁君往往都是最遵纪守法的。君臣之间有所谓“法者,天子与天下共也”的共识,假如天子徇私枉法、偏袒私臣,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,他们会搬出此来跟皇上争辩:“天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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