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两次科举了,他发现古代科举考试的题型和现代居然惊人的相似,应该说早有传承。且科考的题量相当大,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,考进士需要“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,策五道,帖《论语》十帖,对《春秋》或《礼记》墨义十条”。这其中以诗、赋、论三项为最重。
所谓“帖”,全称为“帖经”,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。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,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。根据这一行文字,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;墨义,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;策问,即议论,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,考生发表见解,提出对策,且所及范围较广,有政治、教育、生产、管理等。
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,不很重要,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,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,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,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,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。因为考题量大,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,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,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。
从考试的基本内容赵昺就可以看出,古代学生和现代差不多,也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禁锢,且“所习非所用,所用非所习”的弊端始终同样没有得到解决。到了南渡之后,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,为区分成绩高低,考官不仅规定了标准答案,还设置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。
面对古代的科举,赵昺也不得不苦笑,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,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,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。在南宋晚期,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“八股”,却很接近于八股的经义式,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,且已“拘于作对”,也就是说,在八股文风行之前,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文的过程。
而对八股文的批判,赵昺记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吊打一番,其中的坏处不言自明。由此渠道晋身官僚的士子是个什么样可想而知,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,皓首穷经、只为稻粱谋者的却比比皆是。自诩清流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,可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,甚至懵懂无知,造成“吏强官弱”的局面,为胥吏上下其手、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,官吏沆瀣一气、合伙作恶。
另一方面,赵昺以为科目的设置太过偏颇,科举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、进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,其中也有过增减,如博学鸿词科、翻译科等,宋徽宗爱好书法,他老人家就弄了个书画科。发展到后期,只剩下明经和进士科,而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。
在赵昺看来,科举考出来的官员当个老师还行,可也就能教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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