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”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:“当初安石不正!”。二人峙才傲物,互不相让,由此可见全盘。
又有一次,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《进策》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,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,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。当时,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《字说》一书,王安石高兴地说:“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不足而写,如‘坡’、‘笃’两字,明明是会意,许公竟解作形声。吾以为认为‘坡’者,土之皮也;‘笃’者,以竹鞭马也……”
不过到了徽宗年,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,将苏轼定为大反派,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、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,私藏者论罪。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,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,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,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,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,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。
“陛下,苏、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,相互排斥、相互贬低。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,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,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,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,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。”文天祥听了回答道。
“文相所言不错。在政见方面,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,一代忠臣,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,性命危在旦夕,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,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: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终使得苏轼被释放,免于一死”。谢枋得言道,“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、学问及人见解、办事果断等,非常佩服,曾称王安石所撰的《英宗实录》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。”
“元丰八年神宗驾崩,哲宗继位,旧党复辟,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,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。次年,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,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,悲愤离世。时年苏轼已回朝,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,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:瑰玮之文,足以藻饰万物;卓绝万物,足以风动四方。”……
“他们尽管政见不同,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,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,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,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,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、相互理解,此二人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可为佳话矣,这也才是所谓的君子之争!”几个人又说起了两人之间的轶事,表明他们已经和解,赵昺听了颇为感慨地道。
“是啊,能在新、旧两党之争中,不畏个人荣辱、仕途而仗义执言着也仅此二人,正所谓庆历之后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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