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分权力,此点向无疑问。然而赵昺从未想过究竟是城市为权力的集中和运作提供了场所,还是权力“制造”或“产生”了城市这个问题,可现在到了复国反攻的时刻,他又不能不有所考虑。
便以眼下的绍兴府城来看,早在近两千年前便有了城市的雏形,经过不断的展如今在城门外的交通要道两旁或码头、渡口,均普遍兴起、展了附郭的街区,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、居住人口、商业规模都过城内,甚至数倍于城内。可这些附郭街区显然并不在城墙的保护范围内。因此所谓城墙的主要功用在于保护城市,严格说来,并不符合事实。
所以赵昺以为在帝制时代的政治意象中,城墙更主要的乃是国家、官府威权的象征,是一种权力符号。雄壮的城楼,高大的城墙,宽阔的城濠,共同组成了一幅象征着王朝威权和力量的图画,挥着震慑黔、宵小乃至叛乱者的作用,使乡民们匍匐在城墙脚下,更深切地领略到官府的威严和肃杀。而举凡城壁楼橹之类的营建,都是为了聚形达气以壮官府之声势,故营建‘有关于政治也’!
换言之,营建城壁楼橹,有助于树立官府的权威,凝聚“民心”,最终达到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。我们强调城墙乃是王朝威权的象征,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军事意义。事实上,城墙确实挥着军事防御设施的作用,但相对于为数众多、存在数百年之久的城墙来说,其受到攻击的几率并不大,挥其防御设施作用的时间也较短。换言之,城墙作为威权的象征而挥作用,乃是常态;而作为防御设施挥作用,却是异态。
现代有城乡差别一说,但更多的是指经济和文化、教育上的差别。但赵昺体会到中国古代的城墙不仅是王朝、官府威权的象征,还是一种界线,一道城墙划出了内外之别。在这种由双重城垣环绕的“回”字形城市里,内城的城墙将君与民分隔开来,外郭城墙则将民与乡野之人分隔开来。虽然城与郭未必表现为小城之外套外郭的“回”字形,郭也未必筑有土垣,而更可能利用固有山川地物加以联结用作屏障。
但城墙、郭垣的界线作用,却是无可怀疑的。在城市地理中心的衙署区,很可能有倚山临池,空旷寥落;而在城市地理边缘的城门口、渡口码头,则可能车马交错、店铺密集、热闹非凡;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划往往既不遵守土地利用的“经济理性”,也不符合适应与生存的“生态理性”,所以赵昺确信对于大多数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说,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‘盛官’的。
诸色官署公廨、营房及官员、士绅、衙吏住宅与园囿占据了城内最优越、最重要的位置,并构成城内街区的主体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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