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昺算是知道了,对于每一帝王登基学习圣王之道,都不会绕过那些亡国之君以吸取失败的原因,但秦皇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。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,既是必修的功课,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。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,得出的结论也不同。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,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。
以赵昺看来,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——重长幼。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,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“立长不立贤”的原则。与“贤能”相比,长幼之序更加重要。
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,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,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。他是贤(他功劳最大),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。李世民固然贤,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,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,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,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。
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。李世民弑兄、杀弟,却被立为皇太子,继承了大位,没有罚,只有奖,而且是倾国之奖,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。自从弑兄杀弟以后,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,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,以致噩梦不断,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。
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,反对者被清除,局势也稳定了。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,而且时愈久,气愈壮了。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,以求正统之名,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。为此对房玄龄说:“周公诛杀其弟管叔、蔡叔,朕之所为,义同此类,盖所以安社稷、利万民耳。”此时,他已将杀建成、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,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——这块牌坊立的!
经这么一升华,黑钱洗白了,“伪钞制造者”自然也心气和畅、心中光明,甚至不怕“露富”于众了。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,是因为他是聪明人,他深知,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,不可瞒一世。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,加他之罪,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布,为己正名,封堵后人之嘴。于是他说:“公明正大之事,史官执笔,何必故意隐讳?”他要求:“立即改削浮词,直书其事!”
当然,李世民所谓的直书,也不能就认为是‘真’的可以‘乱写’,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,事实上,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,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!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,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,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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