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权级别有一定的相差,亦为大小相制之意。太祖的意思是以此解决州郡成为独立王国的问题,同时也有利于监察腐败现象,如此一来中央与州、县的关系,即如心之使臂、臂之使手,指挥自如了。
此前赵昺主政琼州,一则以为屁大的地方,已有三级领导班子没有必要再设置如此多的官员;二则也是自己手中可用之人不多,因而通判一职空设。而朝廷迁琼后,为了安置随行朝前来的众多官吏,他才着礼部选人填补州县各级班子,而行政之事自己又不便插手,便未做过多的关注。
这看似只是一件‘奇事’,事务局也是投自己所好上报来的,可见此事确实也算不得大事,但是赵昺却不如此以为只是件稀罕事。而从表面看,事件是一个说的是坏人作恶,受害者不敢怒更不敢言,一个讲的是皇家统治者如何评价下级,一个涉及皇权时代的司法腐败。三者表面上毫不相干,它们的当事人也未必有多少勾连,但仔细一想,就可以现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。
那个里长之所以有恃无恐、胡作非为,无非是因为有地方官包庇。而地方官为什么要包庇呢?一个可能是他们想做太平官,混几年就回京城;更大的可能是收受了大盗的贿赂,为了控制大盗,得“留水养鱼”。宋朝末年官场腐败至极以不是什么秘密,小官小捞,大官大捞,少数人甚至贪腐到让人指的地步。而这些地方官们为何如此胆大包天呢?原因只有一个:皇家人高高在上,只知道在深宫中听汇报,而不深入民间调查研究,经常是非不分、黑白颠倒,贪腐官员随便用点心计就可以将其蒙骗。
赵昺以为这位孙通判贪腐倒是不一定,因为其初来乍到与地方接触尚浅,一个小小的里长还入不了其眼睛。再说当下琼州在天子脚下,又有众多的官员看着,他不敢过于放肆。其如此从表面上看更像是中央下派官员是在向本土官员立威,以此表明其立场。
从深层次看,赵昺以为是惯性使然。在专制统治一代高过一代的情况下,君主和上级的意志决定着官僚们的生死荣辱,使官僚们难卜吉凶祸福,无所适从。而古代的官吏们普遍以食禄任官为固定职业,只对君主和上级负责而不问社会效益和百姓疾苦,只知墨守成规,按例办事而不问实际情况的变化,遇事模棱两可,行动迟缓,推诿责任,苟且偷安。
一事当前,官吏先是要揣摩朝廷和上司的意图,竭力迎合,才能保住俸禄和生命,造成了大家普遍的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的自保心理和无为作风。当下皇帝出征在外,以孙通判所想,皇帝当然希望家里平安无事,百姓安乐,若闹这么一出,岂不是给皇帝添堵,给朝廷抹黑,因而想将此事借百姓之口化于无形,对上对下都能交待过去。
而另一件事情则让赵昺觉的问题更严重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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