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务。
到了周朝,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负担逐渐加重。而到了春秋战国,各诸侯国统治者大兴土木、骄奢淫逸。对内实施苛政,大幅增加赋税和徭役;对外不断征伐、鱼肉百姓,导致国库空虚,苛捐杂税随之而来,令百姓无比痛苦。
老子认为,民众为什么饥饿?因为统治者“食税之多”。统治者苛捐杂税太多,老百姓则不堪重压,就没有能力从事生产,改善生活,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财富积累。而统治者“食税多”的原因,就是生活奢靡无度。他们讲排场、讲享受,住华美的宫殿,兴建奢华的娱乐设施,美食珍馐、华屋笙歌,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财,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因此,要使老百姓免于饥饿贫困,就要轻徭薄赋,减轻老百姓的赋役负担,使老百姓休养生息。轻徭薄赋的根本落脚点应在于控制国家财政支出,而降低支出的落脚点在于统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,对己俭约,对民慈爱,清静寡欲,与民休息。
诸子百家中,儒家“薄税敛”的号召影响最大,成为秦汉以来反复宣扬的财政教条。孔子主张“君子之行也,度于礼,施取其厚,事举其中,敛从其薄”,国家兴办大型工程项目要适中,不能太多,要适合礼的标准,做到“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”。
为此,孔子还曾斥责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季氏聚敛搜刮百姓,他说:“非吾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,可也。”公开表示要大义灭亲。
孔子希望统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样,农民为贵族耕种公田,公田收入归贵族,商贾则根据其财产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税。徭役以户计数,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义务,并照顾鳏寡孤疾的人。关于税率,孔子则主张“敛从其薄”。最好是恢复行什一税率。
孟子从其“仁政”的观念出发,“易其田畴,薄其税敛,民可使富也”。“君不乡道,不志于仁,而求富之,是富桀也。”他也主张征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,他还建议“去关市之征”,不征收商业税,而独征农业税。
荀子认为,要想国家安定团结,轻徭薄赋是一条有效的途径。“轻田野之税,平关市之征,省商贾之数,罕兴力役,无夺农时,如是则国富矣。夫是之谓以政裕民。”这表明,荀子还把轻徭薄赋看成是为国家开辟财源和实现富国的目的和手段。
但是蒙元起家于游牧民族,他们的财政开支大多来自于劫掠和征服地的贡献,直至忽必烈继承汗位才开始接受汉化,可是也并没有能建立起‘正常’的税赋制度,而是利用色目人理财,使得两种制度并行。
如此一来,不仅未能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,反而使他们的负担增加,横征暴敛式的征收制度使得财富集中于权贵之手,国家财政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,这又刺激统治者增加税赋。而崔彧和一班受汉化较深的重臣们试图改变这种状态,劝谏铁穆耳屏弃旧制,实施新制,使国家摆脱窘境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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