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“上下同德”——这不就是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雏形,其崇高的“舍身取义”精神,不就是我们民族信仰的源头吗?
保守的说,孟子的历史地位,不亚于海德格尔之于德意志民族。而荀子“性本恶”,则为法家、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打下基础,同时荀子的理论还带有仁学色彩,至于他的学生李斯主实践、韩非主理论,然后他们作为法家,没有人情味,那就是后话了。从行动、理论上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,已是大功一件,真没必要苛求古人,他们也有时代局限。
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,孟子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,是非常伟大的深刻洞见。而荀子从逻辑上推理“化性起伪”,说社会制度来源,同样是跨时代的伟大思想。而对于社会的观点,孟子有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、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,荀子有“故明于天人之分,则可谓至人矣”。
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,还有一个道义问题;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,使一切人平等。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。因而孟荀两者的观点,很难说谁的更重要,谁更高明。而赵昺觉得只有小孩子才做取舍,成年人则表示都要。
“这……”邓光荐又被皇帝的‘歪理邪说’给窝了脖,气恼之余,也觉得陛下所言并非没有丝毫道理,竟然他一时难以反驳。他也清楚荀子所处的时代,正是秦国崛起之时,诸家都面临着挑战,该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,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创新或吸收别国创新成果的国家?
邓光荐也算是当下宋朝大儒,熟知经史,他虽未能在《史记》的荀子传记中看到他入秦的记载,但在《荀子》中则可以看到他与秦有关的记载,他认为百姓的生活方式简朴有古风。尤其是对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现,大加赞赏,认为他们恭俭、敦敬、忠信。士大夫则能够“公私分明”,不比周,不朋党。朝廷也有决断力,从治理国家的方式上看,秦国可以作为一个表率。
在《儒效》中还记载着他与秦昭王的对话:秦昭王直接对他说,儒家对于治国没有帮助。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样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,而是强调儒家具有在朝美政、在野美俗的“效果”。儒家对于自己的道德品质有内在的要求,这使得儒生不会被贪邪之道所左右,必然会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。
随即秦昭王接着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,即儒家若成为一个“人上”该如何要求自己。在回答这个问题时,荀子虽然强调了礼法并重的意思,但更为强调了儒家理想的一面,他坚持认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王道,而非暴力获取——行一不义、杀一无罪而得天下,不为也。
很显然,在荀子这里,他认为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,要治理天下,必须以天下为公的态度,推行王道政治,而皇帝前时的做法正是如此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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