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自己这点儿能水是够呛,而当前他依然需要民族主义来进行复国大业,时机还不成熟。但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,尽管这很难,而今他就面临着项传统观念的挑战,可仍然没有放弃……
赵昺在入主临安后,下旨在城中设立医药院,一来是为民接触病痛,二来也是彰显朝廷对百姓的体恤。本来这是项利国利民的好事,但是进行的很是艰难,而最困难的是少有人去看病。别说出现爆满,多半的病房都是空的,去治病的除了军卒和家属,就是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人了。
而为什么办好事,却难以成好事呢?赵昺也想过,其实主要还是传统观念在作祟。我们知道在古代医疗事业,并非是由政府来主导的,而是由民间医生来承担,且他们以单打独斗为主,医者本人却对此并不热衷,导致医院在社会上难以持久发展。
在现代社会,谁都清楚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、患者从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,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。所以医患关系中,医者居于主动地位,患者从动,即便因为疗效而产生的激烈的医患矛盾,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,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医生,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。
但是中国古代的医患关系却恰恰相反,医者是从动、被选的。医疗的主体是病人,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,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,病人这方全家都会参与医疗过程,并握有最终决定权,而且患者还会故意设置难题考验医者。
苏轼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“困医”行为,当时的士大夫延请医人之后,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,而是请医者诊脉,一旦能将病情讲清楚,才能算正式投医。他对此深恶痛绝,望闻问切乃诊疗四大要素,只靠一个“切”怎能考验医人水准?所以他经常反其道而行之,延请医人之后就将病情和盘托出,并在诊疗过程中观察医者的能力。以赵昺来看,他看似开明的行为,其实也不能免俗,只是考察方式不同罢了。
同时患者还追求立竿见影,药到病除的效果。稍不如意就会更换,斥之为庸医。因此中国古代的医者必须直接面对患者负责,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患者的钱包,要想保住饭碗就得‘忍辱负重’,不得不迁就患者的习惯。而赵昺办的医药院,背景是朝廷,里边的医生自不会惯着他们,于是患者寥寥。
其次,中国古代医者自身也存在弊端,就是他们保密风气严重,善于单打独斗,这也是与以分科协作为基石的医院格格不入的地方。俗语云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”,医人几乎全部仰赖市场生存,面对患者的择医试医,没有绝招是无法立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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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医者之间互相倾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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