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,则终日从事者,虽曰圣贤之书,而要其志之所乡,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。
陆九渊又以“义利之辨”来讲儒释区别,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,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。儒家讲人生,讲人道、人事,都是为了“经世”;佛教讲生死、讲轮回,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。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“无声、无臭、无方、无体”的境地,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。
听者都十分感动,至有泣下者,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:“熹当与诸生共守,以无忘陆先生之训。”并再三表示“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,负愧何言。”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,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。
关于无极与太极。双方对“太极”的训解不同,其实表现了对“理”的观点,即界定角度不同。朱熹训“极”为“至极”,太极即是“理”的总汇,天地万物的究竟至极;圣人之意,正以其究竟至极,无名可名,故特谓之太极。“本然之理”、“不属有无,不落方体”,无名可名,故又称之为“无极”;不言太极,则太极沦于空寂,而不能为万化根本。
陆九渊训“极”为“中”,以为“太极”即是“实理”。他以为“理”所讲的是人生日用之理,圣人所瞩目的是如何践履道德,“言即其事,事即其言,所谓言顾行,行顾言。”而不是在名称上兜圈子,所以任何语言文字的雕琢都无益于对“理”的认识。他又指出:“‘无极’二字,出于《老子·知其雄章》,是老氏从始至终的为学宗旨,他用“无极”与“太极”的不同称呼,表明了“理”与“物”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。
陆九渊以为阴阳即是形而上之道,它概括了宇宙间一切对立的事物和现象。《易》之为道,一阴一阳而已,先后、始终、动静、晦明、上下、进退、往来、阖辟……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?所谓理,不分天人、理欲,乃三极合一之理,人在此理之中而为理的主宰,所以有“阴阳即是形而上者”之说。
朱熹则以阴阳为“形而下”之器,把它看作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,“凡有形有象者,皆器也;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,则道也。所谓始终、晦明、奇耦之属,皆阴阳所为之器,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……乃为道耳……
“五哥儿以为朱学和陆学两者间的争论在于何处?”思索良久,王应麟打断小皇帝与年强人的谈话问道。
“吾以为陆学的所谓‘尊德性’与朱学的‘道问学’,他们间的争论只是学儒的入门方法不同而已。这就如同这案上的茶水。同是一壶茶,可我喜欢喝凉茶,而王先生喜欢喝热茶。你能说喝热茶就正确,而饮凉茶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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