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,监察事务实际由门下省给事中、拾遗等官充任。
此次,赵昺改制对御史台的权力进行了加强,保留了台院、谏院、殿院和察院的设置,又将大理寺归于其管理。如此一来其真正做到了上可对皇帝的错误进行指正,中可对百官进行监察,下可对地方胥吏都能进行督查和惩处,且能刑狱案件进行复核,从而实现了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。
至于武装力量当然不能够由行政机构插手,赵昺依然保留了枢密院,以免重蹈前人的覆辙。当初在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以后,三省机构依然存在,且三省出入命令的分工在形式上更趋严密和完善。但三省与宰相分离,使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,独立于三省机构之上。
在这种体制下,中书门下直接指挥诸使、诸郡、诸军执行政令,宰相对于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,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。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作为“参总庶务”的政务官,而不再是“坐而论道”的咨询者。
这是称得上是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。而宋前期,也是实施宰相主管民政,枢密使主管军政,三司使主管财政。而神宗官制改革后,宰相实际兼管财政。南渡后,宰相又兼任枢密使,兼管军政。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、财政和军政的大权。
赵昺为此还进行了下一步安排,他保留了皇帝任命丞相的权力,并将权力进一步拆分。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又不设主官,却由两相分领即是防止出现宰相专权,从而导致出现独相的问题。而为了解决部门间各自为政的问题,他沿袭了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做法。
所以实际上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掌握在‘群相’的手中,而政事堂才是最高权力机构。赵昺久烦于政事,因此早就一改日日早朝,为五日小朝、朔望大朝。那么正好借此形成旬日开政事堂议论国家大事,朔望召开大朝会,如此是官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公务,而不是天天拜见皇帝。而他自然也能偷闲,参加大朝会更多的是表明自己还活着,仍然是国家的最高元首。
能够参加政事堂会议的,赵昺设想分为三种:一种是日常会议,另一种是常务会议,再一种是扩大会议。
日常会议由中书门下省左右两相、尚书省左右两相、知枢密院使及御史台御史大夫参加,对国家日常政务进行讨论,做出决策后形成文书报皇帝审核批准后执行,轮流由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主持讨论;常务会议则由皇帝参加并主持,对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和做出决策。
至于扩大会议,就是对常务会议上有较大争议难以做出决策,或是在突发重大事件,需要相关部门提供参考意见或参与决策时,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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