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参从草鸡一下变成了凤凰。
当地的老百姓每年必须挖很大数量的人参,给宫廷里面上贡,上贡的数量不够,地方官就要受到谴责,那么最后各级所施加的压力。而人参再多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,涸泽而渔,人参的数量急剧下降,又加上后来山西五台山一带的森林被大量砍伐,所以到了明代后期,山西地区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参可采了!
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,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,作为替代品。巨大的食参市场,让女真和明朝的人参贸易,数额极大,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,明朝政府就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三万两。人参贸易成为女真最重要的财源,也逐渐聚起对抗明朝的力量。
入清之后,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“龙兴之地”,充斥“王气”,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“王气”的具现,地位再次被拔高,成为神药,而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的结果就是参价暴涨。而皇室大量服用人参,并作为赐物赏给官员和外臣。
正所谓上行下效,皇室的所为对民间也起到了示范效应。民间对人参“神效”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,有了“非参不治,服必完全”的执念。与此同时医生们也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,既然无论贫富,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,能治好痼疾,那么作为医生,最安全、最赚钱的办法,无疑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。
而患者因为也相信参价这么高,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。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,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。可患者吃了人参后,若病情仍不见好转,不会埋怨医生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人参治不好的病,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。
物以稀为贵,大家都吃,数量有限,参价的暴涨也就水到渠成。而最高兴的却是清朝皇室,他们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,成为皇家独家经营的垄断生意。清初,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“打牲乌拉总管衙门”,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,甚至有“采参处如遇汉人,一概缉捕”的诏令。
乾隆年间,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,又成立了“官参局”。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,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。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,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,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,剩余的才卖给参商。这项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,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。最多时,数额达到每年百万两白银。
朝廷垄断人参贸易的结果,促使参价进一步的暴涨。在江南地区,内务府指定“江南三织造”、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。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,至乾隆中期,人参价格已达到每斤八百两白银;嘉庆年间,更突破至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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