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帝用刑过于严厉,建议他多任用儒生,汉宣帝勃然作色,汉家自有自己的法度,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,为何要单独重视德行教化,仿效周朝的制度呢,况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时事,喜欢以古非今,让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实,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,哪里值得委以重任。汉宣帝甚至断言将来使汉家衰败的就是汉元帝。
汉宣帝的话有这样几层意思,汉家制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,这种制度是从始贯穿的,并不是汉宣帝自己创立的,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,周朝的制度不合于现在的社会实际,汉家的治理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,儒生缺少行政能力应当慎用。
总结可以看出,汉家走的是一条彻底地吏治国家的道路,这是秦制的延续,而非周制的复辟,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。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,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,吏治使国家真正稳固。
所以赵昺的理解是汉帝国虽然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,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,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。但是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,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,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,却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。
不过儒生们此时也开了窍,在秦帝国时异常顽固、反对新制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,他们提出的“大一统”“天人合一”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。思想并不决定位置,而是位置决定思想。他们的参与弥补了赤裸裸的法家国家的道德困境,使得任何政治斗争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,并以此对君主的权威进行限制,在这些情况下,儒家实际上异化成吏治国家的儒家。
入唐后,儒家开始得到了重视,但也是有历史的现实性。事实上三教在唐代都是获得极大发展,佛教重禅宗,道教重玄学,儒家重立经学以及心性学雏形,它们的发展其实依然是魏晋玄学讨论的延续。儒家主张礼乐文明并不违背人的自然天性,因此要文明。
道家主张与此相对;两派讨论至五胡乱华,两派都失去讨论的社会基础,此时佛教空论破有破无,两者皆空,趁势而入;破而不立是不可能持久的,道家重玄学便兴起,破有破无破空,重新回到社会现实里来。而随着大一统到来,人类还是需要文明,因此儒家代表礼乐文明的儒家在唐朝得以复兴,思想逐渐成为主流……
所以两人对话看似只有几句,其实却暗藏机锋,内涵丰富,包含了千百年的治国思想。王应麟让自己学习唐太宗包含的另一个意思便是秦皇汉武不用儒士,结果一个两世而亡,一个晚年凄凉,但是唐太宗却开创了一个超越前人的盛世,陛下你想复兴大宋,却想抛弃我们,下场肯定很惨,你要好好考虑后果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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