济政策虽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,维护了政权稳定,却给后世留下了隐患。
赵昺在来到这个世界后,身不由己的卷入了政治争斗中,而心中也理解当初赵匡胤的苦衷。其也许当初不见得不知道纵容土地兼并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,但是在彼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,不得不做出妥协,而他为安抚和收买士人阶层开出的价码不可为不大——官员享有免税、免役特权,以此来换取士大夫和地主阶层的支持,打压武勋集团。
不过赵昺以为这位便宜祖宗错在没有在政权得到巩固后,没有趁着士大夫集团刚刚崛起,尚未掌控整个朝堂的时候及时调整土地政策,以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。也可能其已有打算,可是未待实施就死了,而继任的太宗皇帝自始就存在‘得位不正’的质疑声中,自然也不敢得罪那些把握着舆论导向的士大夫们,继续选择了妥协,维持既有的优待政策。
以后的皇位继任者也将优待政策保持了下来,逐渐形成了惯例,并在法律的层面上巩固下来。在宋朝‘尊儒’的政策下,士人们的地位得到了提高,科举制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晋身官僚阶层,形成了足以左右朝政的庞大集团,进而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——士绅。
以赵昺的理解,所谓的士绅,是有科举功名的人,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。他们又可以分成两拨人,一拨是有了功名以后还没有正式当官的候补官僚,一拨是当官以后退休回家的,即致仕的官僚。这部分人因为有了科举功名就有了免税权,也就成了特权阶层。当然也可以归为一类人,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官僚体制中的人,且跟朝廷的关系非常密切,基本就是官僚的前后身。
士绅阶层因为有了优免权,这也就让他们容易做大,在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,最有可能积累土地,因为有钱人只要不是有特权的人,他们都不愿意持有土地。因为持有土地,地租没有收上来多少,但是赋税极高,有的时候赋税比地租还要高,这时土地有什么用?政府的横征暴敛会使得持有土地的成本高得无法接受。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有优免权就特别重要。而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,为逃避繁重的税敛和差役,有人宁愿托庇于官绅和豪强之家,伪立契约,假称土地已典卖,自己沦为佃户,实则仍在原有的土地上耕种,但要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官绅和豪强之家。
士绅们大肆兼并土地势必直接影响国家的税收,赵昺也以为这是赵匡胤当初所始料不及的,却也催生了新的矛盾。国家财政上的压力增加,使得赋税不断增加,让社会陷入动荡。而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的破产,导致官民矛盾激化,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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