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会被时人视为亡国之道呢?”陈任翁这时插言道。
“陈尚书所言是也不是,彼时军中腐败,将领虚报军费,贪污钱粮,理应整治。但错在奸相心怀祸心,贾似道既罔上要功,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,乃行打算法以诸路,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。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手段,以致引发不可预知的动乱。”韩振解释道。他的说法也令几位曾亲身经历者深以为是,尤其是吕师文,他们吕氏也是深受其害,为后日叛宋埋下了伏笔。
“嗯!”赵昺暗自点头,知其分析正切中要害。他明白对于国家来说,钱主要来自税收,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?而一提及税收,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“与民争利”的字样。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,而且史书上的“民”和我们一般认为的“民”,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。具体说来,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,基本有两种方法: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,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;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。
南宋实行打算法,一是因为没钱了,二是因为军队太腐败了,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。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,一直备受争议,一些将领无辜躺枪。
如号称‘一生以儒治军’的赵葵,就因为两件事挨整:第一是张灯宴钱;第二是招军钱超支。严格的说这两件事并不算出格,只能算上瑕疵,却被扩大化,成了此项政策的牺牲品。更点背的是曹世雄、向士璧,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,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,……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。且因此逼反了悍将刘整,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、南宋灭亡。所以便成了亡国之策。
然而赵昺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打算法看起来没错,也是好办法。但错在实施不当,并不是那么个搞法。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,且那些施政的官吏节操也靠不住,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,江阃史岩之、淮阃杜庶、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,累及妻子,徐、李、杜逮系狱,杜死后,追钱犹未停止。结果造成刘整叛变,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。
而当下真金启用桑哥再度实施钩考法,其本意也是为了解决失去江南后产生的财政困难。但桑哥却是另有打算,他意在借此打击汉法派,保证宗族派的利益,如此一来就变了味儿。玉昔帖木儿同样也怀着这种心思,意图借机拉拢河南山东行省的官员,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,其对策就是发动南侵来延迟,或是破坏朝廷的钩考。
“韩副使所言,吾仍不敢苟同。”陈任翁却没有被说服,反驳道,“敌酋玉昔帖木儿意欲南侵正是以此来避免受钩考之难,如此也可避免了所谓的缺钱之虞,韩副使所言还是令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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